「蔗田萬頃碧萋萋，一望蘢蔥路欲迷；綑載都來糖部裡，只留蔗葉餉群犀。」 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此詩見於郁永河的《裨海紀遊》，記載清康熙三十六年（一六九七）間採訪台灣糖部情形的一首「竹枝詞」。

明鄭時期的糖業

清朝的糖業

日據時期的糖業

戰後初期的台糖

  代至正九年（一三四九），南昌汪大淵在其所著的《島夷志略》一書有台灣原住民以「煮海水為鹽、釀蔗漿為酒」的記載，由此可印証台灣的原住民最遲應在十四世紀就已懂得種植甘蔗。一般學者皆引述此書，然後擴衍道：「台灣的甘蔗最初是由中國各朝代的移民所移植過來的。」

  一六六五年，據《台灣外記》記載：「七月勇衛黃安病逝，經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繼之，永華親歷南北二路各社，獎勵諸鎮開墾，栽種糧糗，插蔗煮糖，廣備興販，是年大豐。」也就是承襲荷據時期在植蔗、製糖方面的規模，然後加以獎勵擴張而已。此期間「又遣派軍師劉國軒到大陸大量輸入竹蔗，墾殖台南平原，並招請漳、泉兩州的製糖名師渡台指導製糖方法。」在獎勵與推廣之下，台灣所生產的蔗糖品質遠超越閩粵諸郡。

  當一六八三年鄭克塽降清，台灣版圖納入清朝國土時，為快速收攬台灣人民的民心，採懷柔、放任政策，並減輕賦稅，因此台灣的糖業，政府雖沒鼓勵，卻有增無減，外銷地點除日本外，又運往中國的上海、天津、蘇州等地

  清光緒年間是台灣糖波動幅度最劇烈的年代：光緒六年（一八八○），生產及出口量曾創空前紀錄；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，台灣糖大豐收，但糖價卻跌進谷底；接著中法戰爭開演，安平、打狗等二大輸出港口被封鎖，糖價再次狂跌；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，一場暴風雨，吹垮了蔗農一、二年的心血，沒甘蔗，自然而然的台灣糖縮水，生產量創下一八七○年到一八九四年的最低新紀錄；爾後又受到一連串「重稅」加身，成本加重。

   光緒廿一年（一八九五）日本領台後，為貫徹發展台灣糖業政策，陸續提出「糖業改良意見書」、「糖業獎勵規則」、成立「臨時台灣糖務局」。這些舉動著實激勵不少「糖商」投入新式製糖的行業，尤其光緒廿八年（一九○二）六月頒佈的「糖業獎勵規則」更迷人，其獎勵補助要項如下：一、製糖會社及製糖所補助；二、改良糖部拆除補助；三、原料糖補助；四、原料糖消費補助；五、冰糖製造補助；六、種苗補助；七、蔗苗圃補助；八、肥料輔助；九、灌溉排水補助；十、開墾輔助；十一、農具補助；十二、模範蔗園耕作費補助；十三、模範蔗園標本輔助；十四、甘蔗品評會補助等。

   在此種誘因下，「舊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」誕生了，它是第一個由台灣人主導籌資創設的製糖會社，其意義非比尋常。創設人為台南糖商王雪農，他也是第一任董事長。日本資本要獨佔台灣製糖業是有計劃、有系統、有步驟的，一八九八年兒玉源太郎就任第四代總督，後藤新平就任民政長官之後，即將「獎勵糖業」定為振興台灣產業的基本政策；接著一九○○年十二月設立「台灣糖業株式會社」；一九○一年的「糖業改良意見書」；一九○二年高雄橋仔頭新式製糖工場開工；一九○二年「糖業獎勵規則」公佈，一連串的激進動作確實夠吸引人。

  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，國民政府立即接收各糖廠。民國卅五年（一九四六），合併全部製糖會社正式成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，總經理為沈鎮南，並將台灣、明治、大日本、鹽水港等四大公司劃分為四個分公司：大日本製糖為第一分公司、台灣製糖為第二分公司、明治製糖為第三分公司、鹽水港製糖為第四分公司。戰後初期，政府所接收的四十二所製糖工場中，被炸者竟達三十四所之多，破壞慘重者六所，中等破壞者二十一所，稍受破壞者七所，完整者只有八所。記得日人在撤離台灣時，曾放言：「台灣糖業將無法再恢復。」外國糖業專家來台亦認為，憑藉台灣人力、物力均缺乏的情況下，要復原絕對是件艱巨的大工程，因此台糖初期的重點工作，擺放在種蔗的推廣及工場的復舊。沒想到卅六年（一九四七）底，遭破壞的三十四個場竟然復舊完竣，每日的壓搾能量，也恢復到六萬三千噸。

  民國卅九年（一九五○）七月，台糖公司改組，將原有四個分公司重新調配，劃為：台中、虎尾、新營、總爺、屏東等五個總廠。民國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）六月，台糖將「總廠型態」的組織，改制成「大廠制」的組織：台中區、虎尾區、嘉義區、新營區、麻佳區、高雄區、屏東區。